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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七状元”考证
周腊生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处，湖北 孝感 432000）
[摘 要]文章引用大量史料对“陵川七状元”的说法进行了考证辨析，认为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有可能确实是状元；而李俊民是经义第一，武天和也有可能只是经义第一，但当时政府已明确规定经义第一不能算状元了，民间不了解这种政策变化，仍误称他们为状元；至于说宋代的崔有孚是状元则无法找到史实依据，也许他只是在地方选拔试中考过第一，开初被民间误称或戏称为“状元”，后来就以讹传讹了。
[关键词]陵川；七状元；考证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许多网络文章都有“陵川七状元”的说法[1]，[2]，[3]，可见这种说法流传甚广。就笔者目前可以见到的较通行的文献资料来看，此说法在《四库全书》本《山西通志》里就有。该《志》卷二十三介绍“七状元祠”曰：
东川旁有山，曰状元峰，祠建山下。按，《吉祥院碑》：“宋，崔有孚，十五岁乡贡第一，二十五岁状元及第。”《苏村墓表》：“金，武明甫，贞元中状元及第。明甫犹子武天佑，承安五年状元及第。天佑弟天和，泰和中状元及第。”《仕林庄墓表》：“赵安时，字全老，号东冈，正隆间状元及第，官至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上骑都尉、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戸，赐紫金鱼袋。安时弟安荣，状元及第。”又，晋宁路李俊民，状元及第，尝避兵邑之嵩山，故建七状元祠于东川。[4]
同书卷五十九也有完全相同的一段记载，而其卷一百六十六则有大致相同的介绍文字。既是介绍建筑物的，这“七状元”的说法显然来自民间，可靠吗？我们不妨依据史料逐个进行考索。
崔有孚 李俊民 武天和都不是状元
崔有孚
宋代的科举资料保存较完整，而且已经非常重视状元了，《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等书都记载着历科进士的考试时间、主考官及状元姓名，却都找不到叫崔有孚的状元，专门研究宋代科举的《文献通考》卷三二《宋登科总目》列有宋代历科省元、状元姓名，其中也没有崔有孚。各省通志也大都载有宋代历科状元姓名，照样找不到崔有孚。有网络资料说：崔有孚是“宋仁宗景佑年间状元” [1]，不知依据何在？景祐（1034－1037）共4年，只有景祐元年考过，省元黄庠、狀元張唐卿，二年、三年、四年並停贡举，五年（1038）即改元宝元元年，这年考过，省元范镇，狀元吕溱[5]，[6]。崔有孚如果真是“景佑年间状元”，又该落实在那一年呢？其实，上述《山西通志》已在其卷六十五中表示过怀疑：“崔有孚，《旧志》：‘陵川人，解元、状元。’按：宋《选举志》状元无崔有孚名。”此外，通过《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电子版全文检索，就根本找不到“崔有孚”其人，可见。说崔是宋代状元找不到确实根据。宋代也还没有“解元”的称谓，崔在省试中也不是第一，即不是省元，也许他只是在地方选拔试中考过第一，开初被民间误称或戏称为“状元”，时间久了就以讹传讹了。
李俊民
关于李俊民不是状元笔者曾在拙文《金代贡举考略》（《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第3期）提供过证据，现补充论析如次。金代的科举考试相对复杂些：同是进士科，有时同一年出辞赋、经义、策论3个状元，有时又只有辞赋、经义两个状元，有时又只有1个辞赋状元[7]。李俊民考的是承安五年（1200年）经义第一，不仅《山西通志》有载，全国性文献也有载：《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云：“《庄靖集》十卷，金·李俊民撰。俊民，字用章，泽州人，承安五年以经义举进士第一。”《钦定续文献通考》（下称《续通考》）卷一百九十云“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承安经义进士第一。”《全金元词》第59页亦云：“李俊民字用章……承安五年举经义进士第一。”李俊民在《庄靖集》卷八有篇《题登科记后》的文章，记载了“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经义榜”33名进士的全部名单及各人的籍贯、年龄，也是将自己排在首位，可见，他的确是承安五年的经义第一名。但是，他很不走运，正好从上年开始，已有明文规定：经义第一名不算状元了。《金史·选举志》载，承安四年“上谕宰臣曰”：
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余虽有明经、法律等科，止同诸科而已。……遂定：御试同日，各试本业，词赋依旧分立甲次，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名同。余分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
清·张廷玉、嵇璜、刘墉等敕撰的《续通考》卷三十四转述这段话曰：“承安四年诏：词赋、经义科御试同日，各试本业，依旧分立甲次；词赋第一名为状元，经义魁次之，恩例与词赋第二人同；余分为两甲，中下人并在词赋之下。先是一科有两状元，至是改其制。”
清·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卷一百七十五也转述过这段话。可见，这种制度的变化历代学着都注意到并重视起来了。既然如此，李俊民还能算状元吗？说他是状元不过是民间不了解这种制度变化的误传而已！
武天和
说武天和是状元仅仅只见于《山西通志》。除前述3处外，其卷六十五说得更具体，在太和六年进士名单后、大安元年进士名单前开列有“泰和中进士”杨普、李民献、荀植、李源、贺偲、武天和等6人名单，并注出前5人均为曲沃人，在武天和名下注曰：“陵川人，天佑弟，状元。”此外，通过《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电子版全文检索，也根本找不到“武天和”。这种说法不仅在其它史籍中找不到佐证，而且还相抵触。此期金人已经模仿宋朝，形成3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的格局。泰和共6年（1201－1206年），上次考试是承安五年（1200年），那么泰和年间只有三年（1203年）、六年（1206年）是法定的科举考试年份，也就是只能出两个状元。四库本《陕西通志》卷三十载有金代十数科状元姓名，称泰和三年为“许天明榜”；《永乐大典》卷四八0及《金史》卷一二一、《钦定续通志》卷五一七、《大清一統志》卷一四六均载李演为“泰和六年进士第一”。那么，武天和如果真是“泰和间进士”，也的确考了个第一，也不可能是状元了，这两次考试的经义第一都未见记载，武天和很可能象李俊民一样，只是这两科中的某科已经不能算状元的经义第一。
二、其余4人都有可能是状元
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是状元的说法也只见于《山西通志》，此外，通过《四库全书》及《四部丛刊》电子版全文检索，也是再也找不到他们。不过，地方志的说法也不是都不可信，因为金代科举资料丧失殆尽，《金史》、《金史记事本末》、《续通考》、《续资治通鉴》、《三朝北盟会编》等通行较早有专门章节论及金代科举的史籍都只有或详或略的零星记载，必须借助各地方志才能厘清金代科举的大致情形。
武明甫
上引《山西通志》卷二十三、五十九都说“武明甫貞元中状元及第”。其卷六十五开列进士名单是将武明甫等人放在正隆二年进士名单前、贞元二年进士名单后，称“贞元中进士”，武明甫名下有注曰：“陵川人，狀元”。贞元元年（1153年）就是天德五年，贞元四年（1156年）又是正隆元年，纯贞元年只有二年和三年。笔者遍翻史籍、方志，目前只能找到贞元二年有过科举考试。《金史》卷八十三载：“（张）汝霖字仲泽……贞元二年赐吕忠翰榜下进士第。”《会编》卷二四五说吕忠翰榜赋题为《王业艰难》，《归潜志》卷十说赵可为贞元二年进士，殿试考《王业艰难赋》，可见为同一榜。又《金史》卷一二六云：“杨伯仁……天徳二年除应奉翰林文字……丁父忧，起复，赐金带袭衣及赐白金以奉母。改左拾遗。进士吕忠翰廷试已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算起来吕忠翰参加廷试也该是贞元二年。《山西通志·选举志》载有本年进士雷志，《金史·张景仁传》载，贞元二年省试主考为翟永固、张景仁，省试赋题为《尊祖配天》。可见贞元二年确有试事，状元为吕忠翰（《金本末》卷九，总第193页及《续通考》卷三十四《金登科总目》都说吕为天德二年状元，不确）。《金史》卷一二五引世宗的话说：“吕忠翰草《降海陵庶人诏》，点窜再四，终不能尽朕意。状元虽以词赋甲天下，至于辞命未必皆能。”这也可以证实吕确为状元。《金史·选举志》及《续通考》卷三十四皆云：“天德……三年，并南北选为一，罢经义、
策试两科，专以词赋取士。”所以自天德三年（1151年）起，每科只有1个状元。既然贞元年间只有二年考过，而多书都说贞元二年状元是吕忠翰，武明甫就不可能“貞元中状元及第”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夺魁时间的记载有误，所谓武明甫“貞元中状元及第”的“贞元”或为“天德”之误。因为这种误记某人及第时间的事著名史书也难免，特别是“贞元”与“天德”两个年号紧挨着，时间都很短，更容易出错。上文提到的《金本末》卷九及《续文献通考》卷三十四《金登科总目》便都将吕忠翰的夺魁时间由贞元二年误为天德二年。
废帝海陵朝共使用过天德（1149－1152年）、贞元（1153－1155年）、正隆（1156－1161年）3个年号。正隆年间只考过两次，两位状元均已落实（见下文）。天德年间则二年、三年、四年连年开考，《金史》卷七五、八三分别在介绍沈宜中、张沉时提到天德三年为“杨建中榜”，《金本末》卷九，总第193页及《续通考》卷三十四《金登科总目》也都说杨为“天德”“三年进士第一”。天德三年考过无疑，且状元已经有了；《金史·选举志》云：“天德二年，始增殿试之制”，《山西通志·选举志》载有天德二年进士宋楫，可见二年的确考过，但状元未见记载，且状元不止1人；《山西通志·选举志》还载有天德四年进士李东，这年的状元只有1个，也未见记载。武明甫有可能确为状元，而其夺魁时间是天德二年或四年，由于原始资料丧失，却被后人误记成紧邻的“贞元中”了。
武天佑
上引《山西通志》卷二十三、五十九皆云“明甫犹子武天佑承安五年状元及第。”其卷六十五也说：“武天佑，陵川人，状元。”但是，《陕西通志》卷三十则径称：“承安五年阎咏榜。”《万姓统谱》卷六十七、《明一统志》卷二十四也都说：“阎咏，金·髙唐人，气节豪迈，常慕张忠定公为人，以状元应奉翰林文字，终于河南治中”，《大清一统志》卷一百三十三也说：“阎咏，字子秀，髙唐州人，承安中擢词赋魁选，士论厌服。素慕张咏为人，气节豪迈，以第一流自负，应奉翰林文字，居翰苑十年，终于河南治中，有《复轩集》行世。”《山东通志》卷二十八之二云：“阎咏，字子秀，髙唐人。承安时，擢词赋魁选。慕张忠定之为人，气节豪迈，尝以第一流自负。仕终河南治中。所著有《复轩集》。”其卷十五之一亦云：“阎咏，高唐人，状元，翰林。”
前文已述，承安四年（1199年）已有上谕：“一场放二状元，非是！后场廷试，令词赋经义通试时务策，止选一状元”，那么承安五年只能有一个状元。即使有两个，经义第一我们已经知道是李俊民。现在除了李，又出现两个，那就都是辞赋状元了，必有一误！照说，认为武天佑为承安五年状元的仅仅只是当地方志，而阎咏是山东人，《陕西通志》称：“承安五年阎咏榜”，《山东通志》、《万姓统谱》、明清两代《一统志》或称他是状元，或称他是“辞赋魁”，那么山东高唐的阎咏为承安五年状元的理由似乎更足。笔者在《金代贡举考略》和2000年出版的《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中，面对这种矛盾的记载，都是选择了阎咏。但是，后来通过电子版《四库全书》全文检索，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资料——就是李俊民《庄靖集》卷八所载《题登科记后》一文。其全文如下：
题登科记后
承安五年庚申四月十二日经义榜：
李俊民，字用章，年二十五，泽州晋城；
郭伯英，字伯诚，年三十，潞州上党；
刘从谦，字光甫，年二十五，解州安邑；
张孺卿，字介甫，年二十七，大兴府左巡院；
王知进，字崇礼，年三十一，东平府平阴；
孙玙，字子玉，年二十七，大名府夏津；
彭悦，字子升，年二十三，真定府录事司；
舒穆噜世绩，字景略，年二十八咸平卓齐特千戸所；
李适，字适之，年二十九，大定府长兴；
晁李中，字宝臣，年四十一，通州三河；
朱焕，字文伯，年四十四，开封府警巡院；
伯徳维，字公理，年四十一中，都哈勒珲千户所
赵楠，字庭干，年二十四，泽州髙平；
王元，字善之，年三十三，解州司候司；
糜元振，字彦升，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祁午，字子善，年四十一，解州闻喜；
潘希孟，字仲明，年二十八，磁州司候司；
孔天昭，字天安，年三十，大兴府左巡院；
王毅，字知刚，年二十八，大兴府左巡院；
侯尚，字世卿，年三十，太原府平晋；
高应，字大中，年三十二，磁州邯郸；
赵铢，字敬之，年二十五，大兴府左巡院；
晋蕃，字天佐，年二十五，奉圣州矾山；
钮赫希奭，字仲杰，年三十五，博索路瓜尔佳下；
郝钧，字国器，年三十五，大名府馆陶；
鲍元，字善长，年四十四，潞州长子；
康鼎，字晋卿，年二十五，傅州高唐；
阎咏，字子秀，年三十七，兖州磁阳；
邓浩，字君猷，年二十六，平阳府录事司；
宋克俊，字英叔，年二十七，河中府录事司；
赵宇，字八定，年二十八，泽州陵川；
刘磻，字溪叟，年七十四，济南府章丘；
杜实才，字克彦，年四十四，南京巡院。
余阅《承安庚申登科记》，三十三人，革命后独与髙平赵楠庭干二人在。一日邂逅于乡邑，哽咽道旧。壬寅岁五月初吉，庭干复挈家之燕京，感慨忍泪书五十六字寄之。试将小录问同年，风采依稀堕目前。三十一人今鬼录，与君虽在各华颠。君还携幼去燕然，我向荒山学种田。千里暮鸿行断处，碧云容易作愁天。癸卯春。
李俊民作为当事人，在著作中记录自己及第那一榜的《登科录》，当不致有误。而《录》中明明白白写着阎咏是经义科进士的第28名。《金史》卷五十一载，承安四年，针对太常丞郭人杰提出的“词赋举人不得作别名兼试经义”的建议，“上敕宰臣曰：“近已奏定：后场词赋、经义同日试之，若府、会试，更不令兼试，恐试经义者少，是虚设此科也，别名之弊则当禁之。”经义、辞赋同日开考，阎咏就不可能既是经义的第28名，同时又是当年辞赋第一（此前有过同一人既是经义进士，又是辞赋进士的情况）。四库本《宋金元明四朝詩·御選金詩·姓名爵里》在介绍李献能、李著等状元诗人时，都强调他们是某科辞赋或经义进士第一，而在介绍阎长言时只说他：“字子秀，初名咏，济南長清人，擢第后入翰苑，出为河南府治中，被召，道卒。”可见并不认为他是状元。这33人中没有武天佑，可见武不是经义进士，那么他是当年的辞赋魁的理由就大大超过了阎咏。
赵安荣
《山西通志·选举志》将赵安荣列入“天眷中进士”名单里，只说是状元，未指出其夺魁年份。《金本末》第193页《考异》云：“天眷元年五月，诏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此条又见于《续通考》卷三十四及《金史·选举志》。由于统治时间一久，南北士子所学逐渐趋同，所以都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天眷共3年（1138－1140年），关于天眷年间的试事，我们可以找到下面的记载，其中天眷二年有：
天眷二年，石琚中进士第一。
——《续通考》卷三十四
绍兴九年（1139），六月，金主命司马朴试举人于燕京，得中山石琚为首。
——《续通鉴》卷一二二，总3220页
刘彧字公茂……天眷二年举经义第一人。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第699页
天眷二年进士还可找到梁肃（《金史》卷八十九）、杨邦基、贾少冲（同上，卷九十）、刘枢（《金本末》卷二十二，总第408页《考异》）、敬嗣辉（同上，卷二十七，总第458页注），王良翰、张埜、晁会（均见《山西通志·选举志》）等，可见二年开考是确实的，且两位状元均可落实。三年也有试事记载：
刘徽柔字君美……天眷三年擢进士第。
——《金史》卷九十；《续通志》卷四百三十一
天眷三年于析津府试，天徳三年始亲试于两京；……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三年迁都，遂合南北通试于燕；……天眷三年析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唱名。
——《续通典》卷二十一
赵安荣为天眷年间状元，天眷年间只举行过两次考试，二年考试两位状元均已落实，三年考过，考场设在析津府（即今北京市），而状元是谁未见有别的说法，故赵当为三年状元。二年、三年连续开考，大概是由于此前有好几年未考。
赵安时
前引：“《仕林庄墓表》：‘赵安时，字全老，号东冈，正隆间状元。’”《山西通志·选举志》将赵安时的名字列在正隆五年后，大定三年前。《续通考》卷三十四载：“正隆元年命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三年一举。”《中州集》卷九云：“郑内翰子聃……字景纯……天德三年第三人登第，士论仍以为屈，而海陵不之许也。正隆二年，诏景纯试，择能赋者八人，先以题付之以困景纯……乃开卷，景纯果第一人。”《金史·郑子聃传》亦云：“正隆二年会试……中第者七十三人，子聃果第一。”《陕西通志·选举志》、［乾隆］《西安府志·选举志》也都称正隆二年为“郑子聃榜”。《金史·郑子聃传》及《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五均载有郑子聃两中科甲之事。正隆元年已重新申定“三年一举”。正隆共6年，只有二年、五年为开科年份。二年状元已确定，而五年的状元是谁尚不见有其它说法，赵既为“正隆间状元”，当在五年。
总之，所传陵川7状元中，武明甫、武天佑、赵安时、赵安荣等4人有可能确实是状元；而李俊民是经义第一，武天和也有可能只是经义第一，但当时政府已明确规定经义第一不能算状元了，当地民间不了解这种政策变化，仍误称他们为状元；宋代科举资料保存较为完整，多种史籍都载有其全部状元姓名，其中并无崔有孚，说崔是宋代的状元便于史无据，可能他在地方选拔试考过第一，起初被民间误视为状元，久而久之就以讹传讹了。
[注释]
文中引用或提到的古籍与方志，凡《四库全书》收录的均出自同一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联合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
笔者2005年9月在厦门大学举行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过一篇论文《历代状元遭际考索》（该会的论文集即将公开出版），其基本结论就是宋代对状元最为重视，因此宋代状元遭际最好。
四库本《金史·杨云翼传》载：“杨云翼……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辞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四库本《全金诗·増补中州集》卷三载：“元好问《续夷坚志》：‘吕内翰造，字子成。其大父延嗣、父忠嗣俱第状元。子成未第时，梦金龙蜿蜒自天而下，攫而食之。是岁经义魁，南省词赋继擢殿元。’”仅状元就有两例，可见此前既于经义考试中得手，又在辞赋考试中得手的事常见。
[参考文献]
[1]佚名.王莽岭·景区介绍·开发现状[DB/OL].http://www.wangmangling.com/su_4.asp/2006-03-18.
[2]王 宁.《 拜 亭 赋 》考 论[DB/OL]. http://bbs.guoxue.com/dist/o_t/t_249736/view_previous/2006-03-18.
[3]剑气如虹.凤城论坛·2005-03-15帖子[DB/OL].
http://203.207.99.26/cgi-bin/view.cgi?forum=13&topic=6796/2006-03-18.
[4]山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二三）.
[5]（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三二）.
[6] （明）李濓（輯）.汴京遗迹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十二）.
[7]（元）脱脱.金史·选举志（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CD].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五一）.
[作者简介]周腊生（1951－），男，湖北武汉人，80年代文学硕士，教授，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兼学报主编、高教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古代文学、科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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