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科第习俗初考

许友根

（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江苏盐城 224002）

[摘要] “状元之乡”苏州在历史上形成了一些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习俗，主要表现在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等方面。从科第习俗的角度探讨古代科举制度，可以加深我们对科举制度文化底蕴的认识。

[关键词] 苏州；科举；科第习俗

[中图分类号] K007 [文献标识码] A

在古代社会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和心理行为习惯的影响。不少地方至今仍流行着一些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是这种影响的重要表现形式。从科第习俗的角度研究古代科举制度，可以加深我们对科举制度文化底蕴的认识。本文以“状元之乡”——苏州的资料为线索，对古代中国的科第习俗作初步探讨。地处太湖之滨的苏州，历史悠久，山明水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来是吴文化的中心地带。晋人陆机诗云：“山泽多藏育，风土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1]（P.62）}隋唐时期，苏州已是东南地区巨郡都会，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带来了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方科举文化。唐代长洲归氏家族，从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年）至唐哀宗天祐二年（905年）的36年间，先后考中5名状元。一个地方的某一家族中状元及第的人较多，虽然难免裙带之嫌，但却能够体现当地人对科举的重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北方巨族的不断南迁定居苏州一带，苏州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更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极致。^{[2]（P.226-227）}突出的表现是苏州为人才渊薮，文章之盛，甲于天下。清代全国共出文状元114名，江苏49名，苏州一地26名，也就是说，清代苏州状元数占了全国状元总数的22.81%，占了江苏状元数的53.06%。苏州由此获得了“状元之乡”的美誉。^[3]（P.3）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在革除“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用人制度弊端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点是举子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不论门第和财产，只要符合条件的人均可报名参加考试；科举考试制度的实施在古代中国造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阶层流动，越来越多中下层家庭出身的举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事实，不断地也是极为强烈地励激着读书人奔竞于科举之途。“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也；世禄失之，其族绝也。”^{[4]（P.1654）}举子能否考中，不仅事关一个人的荣辱，而且可能直接决定一个家族的兴衰。尽管自唐至清，我国大部分地区知识分子的命运，很少有完全不受科举考试支配的，但是由于交通、信息、经济发展及文化教育基础的千差万别，各地对科举的重视程度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那些科举“产量”很低的地区也许社会意识中的科举成分是稀薄的，而科第较盛的一些地方，却逐渐形成了一些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习惯风俗，作为“状元之乡”的苏州，其科第习俗更是具有典型意义。

一

苏州科第习俗首先表现在对文化教育的普遍重视，这又可从3个方面考察。

一是苏州社会贤达视兴学为己任，慷慨捐资赠田兴办学校蔚成风尚。北宋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曾在苏州“高木清流，交荫环酾”的地方购买了一块宅基地，人称是块“风水宝地”，若修建宅院必惠及子孙后代。范公认为：“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5]（P.16）}慷慨献地建设学校，同时延聘著名学者胡瑗主持，捐田五顷以为办学经费。元至元年间，“郡人陆德原助置田千亩”以扩大府学规模，^{[6]（P.394）}吴江县农民奚士龙也“割私田九十亩有奇归学，以继廪儒学行者。”^{[6]（P.387）}范仲淹九世孙范廷珍等“率缗钱合五千有奇”资助县尹杨彝修缮吴县县学，木渎灵岩寺“住持净标等亦输若干缗，为修学费。”^[6](P.377)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长洲知县江盈科曾“买田一百十亩入学。”^{[6]（P.394）}清代康熙年间，吴人状元彭定求、缪彤等亦多次捐资或劝募修学宫。社会贤达视兴学为己任，慷慨捐资赠田兴办学校，使得苏州不仅创办了具有一定规模且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府、县学，而且还有为数众多且遍及乡村的义塾、社学、书院等办学机构。据《吴县志》记载，元代至正九年（1349年），吴县、长洲两县有社学130余所，到了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两县社学增至737所。^[3](P.25) 苏州地区不仅在学校数量上而且在办学条件上也远远超过其它地区，明代苏州人王琦《寓圃杂记》卷五云：“吾苏学宫制度宏壮，为天下第一。人才辈出，岁夺魁首。近来尤尚古文，非他郡可及。自范文正公建学，将五百年，其气愈盛，岂文正相地之术得其妙欤！”^[3](P.26)明人徐有贞在《苏郡儒学兴修记》一文中亦说：“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伟哉！其有文献之足征也。”^{[6]（P.402）}

二是苏州地区家族和家庭课子上进蔚成风尚。科举时代苏州一般的家族中均设有族田，又叫庄田、义田，族田主要作用之一是资助族内贫困家庭的子弟延师求学，资助族内子弟赴考以及供考取功名的族内子弟设席庆贺。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提到的唐代一些家庭中“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的情况，在苏州书香门第家庭教育中尤为典型。^{[7]（P.84）}至宋代这种风气更为可观。宋人范成大《吴郡志》卷四、梁肃《昆山县学记》记载吴人“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8]（P.38）}周振鹤在《苏州风俗》一书中亦认为“清代科举鼎甲半出苏州，近代尤多通士。父兄以不使子弟读书，引为羞耻。”^{[9]（P.78）}唐代归氏五人先后考中状元，清代徐氏三兄弟“三鼎甲”入仕，在科举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今人顾颉刚认为“苏州地主家庭训练子弟适应科举制度之才能，其技术性在全国为最高。”^{[10]（P.7466）}

如果说，在苏州地区的家庭教育中，父兄课督子弟屡见不鲜尚不足为奇，那么，母亲或姐姐课督子弟的现象十分普遍则是较为引人注目的。据《吴县志》卷七十四下“列女十一· 贤淑”条记载，宋人陈质妻丁氏，亲自教授儿子，后儿子陈奇兄弟相继登科成为进士，“乡里称为贤母”。著名教育家胡瑗为之著《丁氏贤惠录》一文，苏舜钦书碑勒石，以彰乡里。沈括母许氏，吴县人，括与弟扶皆中进士，“括以文学贵显，名重当世，扶入仕亦有吏材，其幼皆母自教之。”^{[6]（P.1560）}明代吴县木渎郭逢吉妻潘氏，“通经书，略解吟咏。”郭逢吉官浙江巡检而病卒，潘氏年方二十八岁，其“倍尝艰苦，课两孤绍箕、绍裘，以慈母兼严师，寒暑罔间，后二子成立得官。”^{[6]（P.1564）}清代长洲包忠骐妻马氏，“天性慈祥，娴习礼法”。训育三岁小儿，“早暮督课，綦严寒暑无间者，殆十年。”^{[6]（P.1560-1569）}《清稗类钞》“教育类”还记载了昆山徐氏3兄弟母亲顾氏和太仓毕沅的母亲张藻教子的故事：顾氏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妹妹，丈夫游学在外，她督促3个儿子“课诵恒至夜午不辍，”3兄弟早年即以才学闻名乡里，后以“同胞三鼎甲”名震全国。清代有“闺秀之能诗词而学术渊纯者，当以太仓张藻为第一”之说，毕沅能状元及第，是其母亲早期教育的结果。^{[11]（P.580-581）}清代常熟籍状元翁同龢的成才与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很有关系，翁家3女性均有才华，担任翁同龢幼年的启蒙老师，主要功课由大姐翁寿珠讲授，寿珠为幼年的同龢辅导《三字经》、《千家诗》以及唐宋诗词等，上私塾前的两年则讲授《四书》、《五经》，这使同龢从小就打下了扎实的学问基础。翁同龢对母亲和姐姐的感情很深，当大姐翁寿珠难产去世的噩耗传来，正在参加府试的翁同龢当即离开考场回家奔丧，并为此卧床多日，性格也从此变得抑郁寡言，足见姐弟感情之深。

三是苏州地区私家藏书蔚成风尚。科举时代书籍是知识的主要载体，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以及印刷技术的改进与提高，使得读书人家收藏一定数量的书籍，不仅是必要的也成为可能。从宋代开始，苏州地区私家收藏书籍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科第习俗，“虽寒俭之家，亦往往有数拾百册；至于富裕之家，更是连椟充栋琳琅满目。故大江以南，藏书之富，首推苏州。溯自元明以迄清季末叶，藏书之家，指不胜屈。拥有数千百卷之图籍者，多不胜举。居民中藏有一二十箱线装书的，并不为奇。”^{[3]（P.30）}例如宋代吴县人朱长文藏书2万卷，叶梦得藏书3万余卷。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略》收录吴中藏书家140余人，流寓吴中的藏书家10余人；梁战、郭群一《历代藏书家辞典》记载苏州藏书家576人。其中明代以长洲顾元庆“大石山房”和常熟毛晋“汲古阁”最负盛名，清代则以长洲黄丕烈“士礼居”、昆山徐乾学“传是楼”、常熟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和瞿绍基“铁琴铜剑楼”等藏书楼最有影响。一个地方私家藏书的规模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与科举中第人数的多少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常熟一地先后出了8名状元，480多名进士，仅清朝一代就出了6名状元，158名进士。清代县一级行政机构大约为1305个，科举考试中共产生状元114名，平均每县状元约为0.09名；进士26699名，平均每县进士约为21名，无论状元数还是进士数，常熟的绝对人数和相对比例都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与之相适应的是常熟的私家藏书也最为发达，叶昌炽所编的《藏书纪事诗》中，收录全国藏书家691人，其中常熟籍73人，占1/10强；杨立诚、金步瀛合编，俞运之校补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中，收录全国藏书家741人，其中常熟籍84人，亦占1/10以上；在吴晗所编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一书中，因为只收录江苏、浙江两省藏书家，故常熟所占比例更大，全书共收490人，常熟就有84人。^{[12]（P.450）}

二

苏州科第习俗也表现在社会生活方面。

一是饮食习俗，苏州民间有不少以“状元”命名的食品，如有一种名为“状元饭”的食物，以炒熟之红苋菜加猪油与白米饭拌匀，色味美鲜，油而不腻；亦有“状元糕”，一名“火炙糕”，印一状元像于糕面，食之寓意金榜题名，仕途通达。饮品中有学生初次上学饮的“状元茶”，亦有一种以生泔酒浸秣米饭酿成的“状元红”。^{[9]（P.66）}

二是游乐习俗，清人顾禄《清嘉录》卷一“状元筹”条记载：“取科目名色制筹以为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又有无名氏《状元筹乐府》云：“升官图里誇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献岁惊闻笑口开，果然夺得状元回。举人进士唾手得，何物秀才不出色。博取功名只如此，安用六经廿一史。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芦喝为雉。”^{[13]（P.18）}“状元筹”博戏由来已久，陆放翁诗“呼卢院落争新岁”注云：“乡俗，岁夕聚博，谓之试年庚。”吴穀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状元筹，绯绿兼行，输赢计箸，闺阁中为消闲之戏。”南宋有状元局，见《芦浦笔记》。与“状元筹”博戏相类似的还有“升官图”博戏：“又以官阶升降为图，亦六骰掷之，取入阁之谶，谓之升官图。有无名氏《升官图乐府》：‘一朝官爵一张纸，可行则行止则止。论才论德更论功，特进超升在不同。只有赃私大干律，再犯之犯局中出。纷纷争欲做忠臣，杨左孙周有几人。当日忠臣不惜命，今日升官有捷径。’”^{[13]（P.19）}苏州的划龙船也颇具科举特色：“龙船，阊胥两门，南北雨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中舱伏鼓吹手。两旁划浆十六，俗呼其人为划手。篙师执长钩立船头者曰挡头篙。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俗称龙头太子。尾高丈许，牵綵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谓之纟鸟梢。”^{[13]（P.115）}

三是社交习俗，外甥上学，娘舅家送书包、送至学堂的习俗至今在苏州乡村中仍保留着，这一习俗亦是苏州地区古代社会科举极盛之产物。著名作家包天笑在其《钏影楼回忆录》一书中写到：“我上学的仪式，颇为隆重。”“先已通知了外祖家，外祖家的男佣人沈寿，到了那天的清早，便挑了一担东西来。一头是一只小书箱，一部四书，一匣方块字，还有文房四宝、笔筒、笔架、墨床、水盂，一应俱全。……那一头是一盘定胜糕和一盘粽子，上学时送糕粽，谐音是‘高中’，那都是科举时代的吉语。而且这一盘粽子很特别，里面有一只粽子，裹成四方型的，名为‘印粽’；有两只粽子，裹成笔管型的，名为‘笔粽’，谐音是‘必中’。”“停了一刻儿，我的母舅坐轿子下来了，他是来送学堂的。苏俗：父亲不送学堂，有母舅的母舅送，没有母舅的叔伯送，或其他长辈送。”外祖家送的书包也大为考究：“书包是绿绸面子的，桃红细布的夹里，面子上还绣了一位红袍纱帽的状元及第，骑着一匹白马。书包角上，还有一条红丝带，系上一个金钱。”^{[14]（P.5-7）}

四是建筑习俗，苏州地区建筑有着浓厚的科举色彩，一般大户人家的住宅就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群体，基本格局是以纵轴线为准绳，向前后安排了照墙、门厅、轿厅、大厅、楼厅界墙，左右各有一条轴线，往往右边布置书院、库房、厕所；左边布置女厅、厨房、柴草房。纵轴线上的房屋叫正落，左右轴线上的房屋称边落。正落和边落之间设置有顶夹道，称为“备弄”，从而组成了一个封闭式的院落。这些布局的特点是房屋都是前低后高，寓意步步高升，追求一代胜过一代的境界；每幢住宅的房屋间数都是奇数，表示吉利。苏州建筑常用雕刻和彩画装饰，雕刻按用料可分木雕、石雕、砖雕（统称“三雕”），吴县东山的春在楼，凡是有木头的板上，均雕刻有各种吉祥图案与花纹，其中厢房半窗的夹堂板和长窗的群板上，分别浮雕“悬梁刺股”、“负角挂薪”、“囊虫夜读”、“随月读书”、“不顾羹冷”、“与圣贤对”、“道途磨杵”等古人发奋读书、少年登科的传说故事。大门朝里一面为单檐翘角，斗拱重昂的砖细门楼，以各种自然物象的寓意、谐音及附加文字表达吉祥之意。顶脊正中设置万年青聚宝盆，并塑有“独占鳌头”、“招财利市”的主体雕塑。苏州彩画是以木代纸，以水彩代墨的建筑装饰画，其最大特点是将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画，与追求高升富贵意识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如瓶插三戟——平升三级，金钱双斧——富贵双全等等吉祥物，使人获得心理安慰，令欣赏者在感情上产生强烈的共鸣。^{[15]（P.222-226）}此外，“三元及第”、“鲤鱼跳龙门”等也是苏州传统工艺刺绣作品常见的图案。

三

苏州科第习俗还渗透到一些通俗的文学作品之中。

上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顾颉刚收集整理了很多流传在苏州城乡的民间吴歌作品，顾颉刚曾在《吴歈集录的序》一文中将吴歌分为5类：儿童在家里唱的歌，乡村女子所唱的歌，奶奶小姐们唱的歌，农工流氓所唱的歌，杂歌。他在分析吴歌中“奶奶小姐们唱的歌”时写道：“奶奶小姐们的歌里结构比别类都茂密，说的人情世故也都刻画入细。在形式上面，固然独创的也很多，但给识字的女子做了，便接近到诗和弹词上面去，在精神上面，多不说私情而说功名，希望夫婿以科第得官，或者自己极力振顿家事，求得丈夫面上的威光。”^{[16]（P.310-311）}新近出版的由顾颉刚等人辑录，王煦华整理的《吴歌·吴歌小史》中收录了不少以科举考试为题材的吴歌，如《儿童诗》、《科场诗》、《喜雀叫》、《婚礼诗》、《嫁女要嫁读书郎》以及《送宝宝上学堂》等，现摘引该书的两则，一则题为“一事无成实可怜”吴歌：“一事无成实可怜，二目睁睁眼看天。三餐茶饭常欠缺，四季衣衫不周全。五个指头来抡算，六亲断绝没人怜。七次求名名不显，八字生来颠倒颠。久有心欲寻短见，实在挨过这残年。久蒙圣恩颁使转，八月科场见贡院，七篇文字如锦绣，鹿鸣宴上会同年。五凤楼前朝帝阙，四海闻名天下传。三杯御酒君王赐，两朵金花插帽檐，一匹白马身坐骑，前呼后涌万人观。有人问道谁家子，‘这个穷苦之人做了官！’”一则题为“一母所生九个儿”的吴歌：“一母所生九个儿，又添一位美红妆。老爷是，外国君王十三载，还来时，‘请问夫人：九个孩儿哪一个强？’‘大儿是堂堂一品当朝相。二儿是两品散都堂。三儿官为延由道。兵部尚书第四儿。五儿云南为布政。六儿是陆上带师转长江。七儿新点翰林院。工部侍郎第八儿。只有九儿年纪小，今年得中状元郎。家中小女年十六，又许朝阳做娘娘。’老爷听，喜洋洋：‘我十六年前得一梦，梦见纱帽红袍立满堂；后园先出灵芝草；金龙五爪亮瞪瞪。’”^{[17]（P.106-108）}

苏州竹枝词是吴歌的一种表现形式，清人袁学澜所作《姑苏竹枝词》二卷凡200首，现摘引一首：“钟楼双塔秀文华，科第年年艳榜花。日暖春城红杏发，行人指点状头家。原注云：钟楼双塔，在吴郡巽方，为主閤郡文秀之气，所以苏城屡出大魁。”^{[18]（P.108）}

除吴歌外，苏州地方戏剧、评弹等作品中，亦有很多是以科举人物故事为题材加工创作的，其中不乏传统的“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和“奉旨成婚”之类的大团圆结局，典型的有弹词曲目《文武香球》、《双金锭》和宣卷卷目《借黄糠》等。

《文武香球》是在清代咸丰、同治间由苏州弹词艺人张洪涛编演的弹词曲目，讲述的是元朝顺帝时，立城县指挥龙山巍之子龙官保拾得中箭黄莺一只，箭上有“侯氏月英”字样。后官保偶入总兵侯公达花园，因调换香球而与侯女月英相遇，私定终身。侯公达嫌贫不允，并设计陷害龙家。官保外逃，得湖南紫平山张桂英收留，亦私定终身。侯月英抗婚出走，在桃花山占山为王，并劫法场救出龙父。后官保、桂英分别得中文武状元，夫妻奉命征剿桃花山，说服侯月英归降。3人同征哈迷国，平番有功，最后奉旨完婚。^{[19]（P.858）}

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客观存在必然会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态上有所反映，并进而形成一定的风俗习惯；而风俗习惯的形成，则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苏州地区科第习俗的形成、发展直至流传至今，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①清代进士数采纳萧源锦《状元史话》（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一书“中国历科状元、进士人数统计表”中的统计数据，见该书第57页。清代全国县数采纳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一书“中国历代县户口数、每县平均户数及平均口数”表中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统计数据，见该书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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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赵明. 清代竹枝词[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19] 江洪等主编. 苏州词典[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原载《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作者简介] 许友根（1955—），男，江苏响水人，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